華文的“屋企”
澳門開埠比香港更早，後者只有近二百年歷史，澳門開埠於嘉靖十四年，即公元一五三五年，迄今已有四百多年歷史。
因年代淵遠流長，澳門的歷史文物比起香港多得多，舊街老巷古建築比比皆是——我想說的是，澳門除吃喝玩樂外，它的背後還有豐厚的文化底蘊和可敬可愛可親的澳門人。
一、“小李”
多年前，與香港儒商冼為堅伉儷茶敘，冼太轉贈冼為鏗先生（冼為堅先生弟弟）的大著《談文說古二集》，是一本深入淺出的文字學知識書，閱後大有裨益。
掀開這本書的扉頁，才知道書名題款及序言分別出自濠江“兩李”的手筆——李鵬翥先生及李成俊先生，都是筆者的師長輩朋友。
以年紀為序，李成俊是大李，相反地李鵬翥是小李。
由此先是勾起對“小李”的緬懷。
記得，李鵬翥逝世的噩耗，是在行旅中驚悉的，聞訊之下，心裡兀自戚戚然。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杪，“第四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研討會”在濠江舉行閉幕式期間，曾與他在街頭上匆匆相遇，與他一道的還有作家湯梅笑。當時仍見他精神頗健旺，詎料旋不久便陰陽分隔，不禁令人唏噓不已！
與澳門兩李認識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當時筆者是一介小記者。時值香港兩個新派武俠小說大家梁羽生與金庸，在港澳兩地掀起一股武術風。
那一年濠江恰巧有一場女子武術擂台，我被派往濠江採訪。我們一眾香港記者抵達濠江後，好客熱情的兩李作為東道主，例行給我們接風洗塵，我們也是由此而結識的。
後來我偶爾去濠江鏡湖醫院檢查身體，也一併認識了院長饒不辱先生（現任《澳門日報》社長陸波兄的岳父），此後加上彼埠的閩南老鄉、書法家梁老梁披雲先生，因緣際會，經常往來相聚。
後來，筆者在黃德鴻兄主編的《澳門日報 · 新園地》撰稿，與濠江關係更邇密一些。
此後我進入香港三聯書店，上司蕭滋先生及上上司藍真先生，也是兩李的好友，這樣彼此之間走動更勤。
兩李都是誨人不倦、學問知識廣博的宅心仁厚的長者，丰度翩然，謙和兼風趣，言談之間，掌故、逸事、趣聞俯拾即是，每次敘晤，煮酒論英雄，談笑風生，如沐春風。
值得一提的是李鵬翥專著《澳門古今》（由李成俊作序），最先是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其中的編務、書信來往，都是由筆者跟進的，因了這本書，使我對澳門從理論（文字）到實踐（實地遊）都有全面的認識。
因為兩李的關係，我除了因公赴濠江，也常帶家眷到澳門訪友遊玩。
每次與兩李通電話，他們便欣然接待。偶爾有作家經香港想過澳門玩玩，我只要一個電話通知兩李一聲，他們從來沒有托手踭（拒絕）。
期間倒是發生過一樁尷尬的事。
若干年前瑞典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馬悅然教授與夫人陳文芬伉儷來港，曾向我表示，很想過大海去開開眼界。
我便自動請纓，給兩李打了長途電話，兩李表示歡迎。但因是旅遊旺季兼有賽事，酒店非常短缺，但他們表示會盡量想辦法云云。不用多久功夫，回覆酒店已安排妥當。
我們好整以暇，翌日聯袂到了中港碼頭，購了船票，準備過關的時候，才發現馬夫人所持是台灣地區身份證，未經申請不得入境。我只好硬着頭皮向兩李如實報告。都怪事前沒了解清楚，害得兩李之前所有周致安排付之東流。
對於此事筆者迄今仍耿耿於懷，覺得辜負了兩李的好意。
兩李無疑是濠江標幟性的人物，是濠江文化天空兩顆閃爍的星宿，現在兩李之一——李鵬翥這顆文化之星的殞落，深感扼腕！
李鵬翥有一個詩意的筆名：梅萼華。爾今，梅萼凋謝，化作春泥更護花，他幽遠的芳馨，將長留文化界朋友的心間！
二、“大李”
二〇一四年十月，澳門兩大文化泰斗——兩李之一的李鵬翥先生逝世，我曾寫了一篇悼念文章。
想不到一年之後，碩果僅存的大李——李成俊先生遽然而去。
說李成俊遽逝，是之前並沒聽聞到有甚麼大病痛。
他享壽九十歲，套一句行內話，是“福壽全歸”。
李成俊比李鵬翥年長，相距八年，以兄長自居。
兩李並不是親兄弟，充其量是事業上的兄弟。但是，他們倆辦報的旨趣，可以說是志同道合，合作上天衣無縫。
濠江最大的中文報——《澳門日報》，李成俊是創辦人之一。那是一九五八年。
《澳門日報》在港澳芸芸“愛國報章”中，是一枝獨秀的。
說是一枝獨秀，是因為《澳門日報》在兩李苦心孤詣的經營下，一直是經濟獨立體，不取國家分毫，所以人事編制上也相對的獨立。
換言之，《澳門日報》人事變化不大，可謂相當穩定，在經營上有一脈相承之效能，報紙銷路也是獨領風騷的。
難得的是，作為濠江報業老大的李成俊，從沒有像時下的“報業大佬”居高臨下之態勢。
相反地，他恂恂儒雅，有長者風範。
筆者從一名記者到主管，李成俊都是以一貫而之的態度對待，從來沒有因是“小記者”不屑理睬，也不會因為地位變化而特別厚待。
與《澳門日報》關係，是打從六十年代末認識李成俊開始的。
我當初是一個毛頭小子。每次過濠江，都事先向兩李打招呼，兩李也必定抽空接待。
後來成為其作者，關係更進一步。
當年《澳日 · 新園地》編輯是黃德鴻兄。我也是先認識“兩李”後才識荊的。
我為《澳日》副刊寫了好幾年稿。
每次飯聚，李成俊無分尊卑，侃侃而談，有時也提到我已發表稿件的內容，令我大吃一驚。想不到他日理萬機之餘，仍然對轄下的報紙副刊文章瞭如指掌。
這使我想到我在金庸轄下的《明報月刊》當主編，偶爾收到金庸的寫字條，提到《明月》某篇文章有異體字，希望以後注意，令刊物同仁視為頭等大事。
可見文字工作都是具體而微的事，即管是身居要職的高層，也不能掉以輕心。這種一絲不苟的責任感，是對事業的熱誠和虔敬的具體表現，正如歌德所說的：“責任就是對自己要去做的事情有一種愛。”
這種嚴謹的辦刊態度，也是後學的我一直孜孜所追隨的。
三、接棒人
與《澳日》有緣，除兩李外，我與兩李的接力者陸波兄也有來往。
早年我與陸波兄岳丈、鏡湖院長饒不辱認識，經常到澳門鏡湖醫院檢查身體。作為小記者收入微薄的我，難以應付香港高昂的診金，所以每屆一段時間，都去找饒院長求診或體檢。饒院長是大國手、懸壺濟世兼有父母心的仁醫，他日理萬機，對我這個小老弟，從不假以辭色，每次為我診症，都是細心祥和加關切，醫術醫德醫品兼備，於小輩的我來說，猶如高山流水，仰之彌高。
與陸波兄相識於青年時，自他繼任社長後，每趟我赴澳，定必拜訪，他在百忙中都抽暇一敘，倍感親切。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曾在《澳日》的“新園地”寫稿，副刊主任是黃德鴻先生，是一位熱誠兼書卷氣的老編。
《澳日》六十周年慶典，在會場以圖文展出《澳日》六十年大事記，令筆者對其歷史有進一步了解。
《澳日》的前身，原來是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
新園地》。
在逆境中，“要長居民志氣，樹民族威風，一份小刊物《新園地》在社會上燃起了愛國反殖之火。我們當不會忘記懸壺濟世、以筆為戈的《新園地》社長陳滿醫生，醫餘筆耕不輟，議論發為鴻文，諷喻見諸雋語。一九五八年，王家禎先生（曾任香港《周末報》總編輯，後任《澳門日報》首任總編輯）、李成俊先生、陳滿醫生、張陽先生（時任《新園地》主編，後任《澳門日報》副總編輯）和一群愛國民主人士，在《新園地》周刊的基礎上，創辦了今天的《澳門日報》。”（陸波撰文，下同）
由此，我才知道原來香港《周末報》總編輯王家禎曾任一九五八年《澳日》創刊的第一任總編輯。
誠然，《澳日》是在李成俊先生及李鵬翥先生的帶領下發展壯大的。
《澳日》銷路一直高踞澳門首位。它雖然是一份有中資背景的報章，但一向以來自給自足，沒有拿取國家一分一毫。令業界為之肅然起敬。
這與歷任報紙社長、總編及員工的努力拼搏和堅持辦報理念分不開的。
《澳門日報》也經歷過一段報業黑暗的創業時期：
“當年殖民政府嚴格管制媒體，設立新聞檢查制度，報紙每天付印前必須送檢，稍不合意，輕則開天窗、抹黑版，重則禁止出版。”
《澳門日報》同仁堅持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自出版日起，就堅決不送檢。澳葡當局最終無奈妥協，同意該報出版後才送閱。《澳門日報》衝破不合理的新聞檢查制度，維護了澳門新聞同業的合理權益，精神可嘉！
套陸波兄說，這是《澳日》艱苦創業的十年。
此後內地改革開放，《澳日》煥發了勃勃生機，建立了自己的報業大廈，銷路劇增。
澳門回歸，陸波兄特地援引首任特首何厚鏵的一段話，令人深思：“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任內曾向我們坦言：報紙必須批評政府，否則，你失讀者，我失民心。”
陸波兄受到這番話鼓舞，慨然道：“何等睿智之言！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行政長官權威，非一味唱好而可為。政策大是非，民生無小事。”
陸波兄在社論結尾以宋代張載之名言為己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們敢以此為信念，超越過去，超越自我，‘咬住青山不放鬆’，以澳門日報人的光榮使命感、高度的責任感再創輝煌，擁抱邁向未來的朝暉！”
陸波兄在這裡重申一個具強烈文化理念的報人堅定立場。
陸波兄籌備《澳日》六十周年活動時曾表示，老舍先生及夫人胡絜青曾先後為《澳日》創刊五周年及三十五周年題字。老舍題的字是：“立言公正，報導及時”；胡絜青是：“風行世界生花筆，日試千言置書郵。”
陸波兄很想讓老舍的後人、大公子舒乙為《澳日》六十周年題字，希望我協助聯繫。
我雖與舒乙稔熟，但久未聯繫。某次赴京，我向中國作協主席鐵凝提起，她表示舒乙腦中風，已不可能寫字了。
我只好轉告陸波兄，表示我認識老舍的千金舒濟女士，她是現任老舍紀念館榮譽館長，如果讓她題字如何。陸波兄首肯。
可是舒濟舊電話已不靈了，相信是搬了家，還是鐵凝秘書丁錦雅處長找到了電話。最終舒濟女士為《澳日》六十周年題字：“立言公正，報導及時，面向大眾，雅俗共賞。”
四、明亮的文化窗子
英國作家馬太 · 安諾德(Matthew Arnold)曾表示：“人類的精神是在不斷地增加自己、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力量、不斷地使自己的智慧和美好成長起來這種種活動中，找到自己的理想的。要達到這理想，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助力，這就是文化的真實價值之所在。”
過去多年來，我一直呼籲香港有關當局重視原創性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繁榮香港的文學。
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記得此前中國文化部部長孫家正來香港，與文藝界有一次聚會。
在意見交流中，我曾提出香港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投放很多資源在表演藝術，對原創性的文學創作所投放的資料少得可憐，僧多粥少，令人費解。
譬如當年特區政府每年撥給香港藝術發展局七千萬元，只有四百萬元用作文學創作補助的申請，可見其情。
當時孫部長對拙見曾作出回應。他表示，表演藝術如戲劇、舞蹈等，大都是編自原創性文學作品，所以原創性文學更應受到足夠的重視。（大意）
近二十年來，原來處於弱勢文化地位和低調的澳門，起了“革命性”變化，由於澳門特區政府對文化及文學創作活動的日益重視和大力支持，澳門已躍為東南亞的一個文化熱點。
打一個比方，澳門每年都舉辦“我心中的澳門”全球散文徵文比賽，借助內地傳媒的力量，廣泛宣傳和徵稿，借文學徵文獎提升澳門的文化地位，是對澳門最好的軟銷手法。
後來，主催其事的天津《散文 · 海外版》主編甘以雯大姐向我建議，香港其實也可以仿效澳門，每年做一次“我心中的香港”全球散文徵文獎，鼓勵客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來寫香港，用意以提升香港的文化地位，因為香港一直被視為“商品城市”，也經常被嘲諷為“文化沙漠”。
我覺得甘大姐所言甚是，是大道理、也是硬道理，便不自量力，向香港有關機構申請，包括香港藝術發展局、某基金等，結果卻碰到一鼻子灰。
某家基金的回覆更是匪夷所思，說他們贊助的文體活動，起碼要影響一萬人以上，換言之，要一萬人參加！
他們表示，“徵文獎”不符合他們的要求，評委會的袞袞諸公竟不知道文學的影響不是一時一地，而是深遠的。結果我在一間上市公司的支持下，做了一屆“我心中的香港”全球散文徵文獎，共收到來自世界各地七千多篇文章，由海內外知名學者組成評審團，選出優秀作品，並出版了單行本，蔚為文壇的盛舉。
也只能做一屆，後續不繼——找不到支持！
為甚麼澳門可以每年都能舉辦同類型的活動，甘大姐對我說，因為澳門有一個澳門基金會，對文化的支持不遺餘力，主其事的吳志良先生兼具有文化理念和文化遠見。
多年來，與澳門基金會合作的愉快無間，二〇一三年歲末，作為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集人，我們決定每兩年舉辦一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放在澳門舉辦。
這次研討會，我們邀請了海內外逾百多名知名作家、學者、專家參加。這一屆主題是“文化生態之旅”，這也切合澳門保護文化古跡方面所作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打從第一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始，便獲得由蘇樹輝先生主持的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的大力支持。蘇先生本人是書法家，雖長期置身商界，但對港澳文化藝術活動的支持，可謂克盡心力！
第四屆研討會，我們邀請了內地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教授，台灣地區著名作家張曉風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終身教授嚴家炎，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榮休教授李歐梵，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劉再復，著名漢學家、瑞典皇家人文學院院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方學院院長羅多弼教授，著名文學評論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陳平原作為大會發言嘉賓。
此外與會的專家和學者包括來自歐洲、北美、內地、台灣等地。歐洲最遠來自意大利，內地最遠來自新疆。
澳門近年賭業崛起，局外人把它與美國拉斯維加斯賭城相提並論。其實許多人來到澳門後，如果參觀過澳門博物館及文化古跡，對澳門都會刮目相看，認為澳門除了色彩繽紛的霓虹燈之外，還有不少文化景點可供瀏覽和品賞！
余光中先生在兩岸四地文學研討會上，對華文文學曾作了這樣的總結：“華文世界應該有一種向心力。向心於中原，這是地理上的；向心於傳統，這是精神上的。所以，今天的討論非常有意義。我曾經對香港的朋友講：‘很奇怪啊，你們到底住哪裡？回家說返屋企，上學說返學，上班說返工。到哪個地方都說返。’這番話，教我聯想起，無論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返屋企’，這個‘屋企’就是華文文學。”
過去我曾說過，香港是一扇國際文化窗子，為海內外文化交流起着橋樑的作用，如果香港特區政府繼續漠視文化，“文化窗子”很可能被取代，與此同時，我們卻發現澳門的文化窗子，在國家各級政府和澳門本地機構的支持下，越開越大，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不難成為華文文學這個“屋企”不可或缺的軒敞明亮的窗子。
（本文原載於《澳門情書——致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穆欣欣主編，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出版，二〇二五年八月。本文刊登時，曾經作者修訂。）
彥 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