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與窮人

    西方的咖啡館與中國的茶館，都不僅僅是用餐之地，它們同時也是聚會聊天以至交換見聞、“消遣辰光”的公共空間。老舍筆下的裕泰茶館，沙汀筆下的其香居茶館，以及李劼人筆下的成都茶舖，頗能代表中國人對茶館文化的想像。老舍說，清末北平的大茶館簡直可以算作是“文化交流的所在” 。李劼人認為，成都的茶舖類似公共客廳，茶客們賓至如歸，茶錢也便宜，雨前毛尖每碗三文，春茶雀舌每碗四文，而且中途外出時，可吩咐堂倌留着茶碗，隔一、二小時，仍然可去吃。這樣的飲食場所，不是外在的物質空間，而是能夠同時滿足物質和精神需求的具身性空間。

    咖啡館自然也是這樣的具身性空間，而且，公共客廳式的咖啡館與同類的茶館一樣，“照例沒有時間性”。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巴黎左岸的咖啡館，就是典型的“無時間的空間”。一戰後，眾多藝術家、思想家湧向巴黎，他們貧窮而滿懷憧憬，咖啡館、美術館與廉價旅店匯集的巴黎左岸因而成了他們的精神家園。

    法國咖啡館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一六八六年開業的普羅可布餐廳是巴黎第一家以瓷杯為堂食顧客供應咖啡的咖啡館。二十世紀的巴黎左岸咖啡館延續了普羅可布餐廳的風格與功能，成為波希米亞式思想家與文藝青年的棲居地。這裡是他們的會客室與俱樂部。尤其到了冬天，與普契尼《波希米亞人》中的魯道夫們一樣貧窮的作家們發現，待在咖啡館裡比在公寓取暖更便宜，因此選擇在此創作。

    海明威就是在左岸的丁香園咖啡館完成了《太陽照常升起》的初稿。海明威回憶說：“我們社區唯一像樣的咖啡館是La Closerie des Lilas，它是巴黎最好的咖啡館之一。”這家咖啡館於一八四七年開業，其鋼琴酒吧裡至今保留着刻有海明威姓名的銅牌。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