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深蒂固的“恥感文化”

    二〇二六年世界盃賽果塵埃落定，可就在球迷都已經遠離喧囂，回歸平常生活的時候，關於韓國隊在世界盃的批評聲音依舊沒有停息。

    我不是球迷，也不懂足球。可當韓國隊爆冷在小組賽階段即遭淘汰、無緣三十二強後，整個韓國社會都震動了，連平靜的校園裡，都充斥着各種尖銳的批評與咒罵。韓國輿論普遍是以“歷史性的慘敗”與“最大恥辱”來評價韓國隊的表現，整個球隊經歷了一場輿論風暴。

    主教練洪明甫賽後立即辭職，網上針對他的辱罵鋪天蓋地，甚至有人發出死亡威脅；部分媒體和網民以極具羞辱性的方式傳播他的照片。門將金承奎因為比賽中的失誤，也遭到了持續不斷的網絡攻擊。這位曾多次代表韓國征戰世界盃的老將，為了備戰世界盃甚至錯過了女兒出生，卻仍難逃輿論的猛烈抨擊，連家人也受到波及。韓國足協取消了球隊回國歡迎儀式，總統李在明也公開嚴厲批評韓國足協的體制問題，並要求有關部門展開調查。一場體育比賽，在韓國迅速演變成了一場席捲全國的公共事件。就學者聊天群裡，那些平時淡泊名利、養氣功夫了得的教授們，都一個個暴跳如雷，叫嚷着這些球員“有損國格”。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站在旁邊，看着這一切，心裡充滿震撼。

    可終究，這只是一場體育比賽。為什麼韓國社會動輒就會上升到民族大義、國家榮辱的高度？

    後來，我曾和一些韓國朋友交流過。他們告訴我，在韓國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恥感文化”。這種文化並不僅存在於體育領域。政治、教育、兵役制度、媒體乃至互聯網輿論，都深受這種文化心理的影響。韓國高度競爭的社會結構，則不斷放大着這種心理。一個人的成功，很容易被視作整個國家的榮耀；而一個人的失敗，也往往會被放大成一種集體性的恥辱。從政治人物因醜聞公開謝罪，到企業經營者因經營失敗鞠躬道歉，再到演藝明星因輿論風暴中斷事業，這種文化心理幾乎貫穿了社會各個領域。成功時，是“漢江奇蹟”，是全民英雄；失敗時，卻可能迅速跌落神壇，成為眾矢之的。聽到這裡，我不禁慶幸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

    一場世界盃，如同一面冷冽的鏡子，驟然照亮了韓國社會平時不為人察覺的幽暗角落。在這裡，“恥感文化”一旦被大事件引爆，就會像電腦的格式化程式一樣，冷酷地抹除失敗者最後僅存的一點立足之地。這種以“集體主義”為名、在集體情緒推動下形成的社會性私刑，將失敗的個體碾壓得粉碎，彷彿早已寫進了這個國家運作的底層代碼，讓人脊背發涼。韓國花樣滑冰女王金妍兒如此感嘆過：“如果我輸了，就會被整個韓國背叛。”這樣的文化心理，幾乎不給任何人留下“容錯率”。沒有退路。退一步，便彷彿是萬劫不復。

    王    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