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的借與還

    因本屬捐贈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將被拍賣，捐贈者後人憤而舉報引致社會關切，南京博物院及其前院長遂成衆矢之的而遭調查。已故紅學家馮其庸的自傳《風雨平生》也被翻開，其中披露早年江蘇省領導向南博借去珍稀字畫而未歸還，老院長姚遷一再索討，由此受到迫害而走上絕路。這樁陳年舊事，與當下輿情洶洶的事件原無直接關聯，但道出以往文物管理者面對權力的無奈和無力。

    文物，一般分為可移動和不可移動兩類，而會被權力或金錢之手移動的多是前一類，諸如字畫、瓷器、玉器、青銅器等通稱古董的物品，往往年代久遠，出自名家，既罕見又貴重，甚至價值連城，有些不得隨意出境以防外流。這類古董，通常到博物院館才能見到些許，是藏品中的極小部分。然而，有一種位高權重者不受此限，還可以把古董借回家欣賞、把玩。

    將近五十年前，對“文革”時期的人與事清查結束後，中央紀律檢查機構刊佈過一份特殊的統計表，單計名下佔有的“文物”亦即古董數目：康生，一千一百○二件；林彪，一千一百七十五件；葉群，四百六十三件；江青，七百四十三件；陳伯達，八百七十一件；黃永勝，三百七十件；吳法憲，一百三十三件；李作鵬，六百十二件；姚文元，九件。如果加上“圖”和“書”兩項，必定會有古代名畫和古籍珍本。所有這些，都不是他們的薪資能購買收藏的。據知當中博學多識而真懂古董之人，唯有康生。了解他的一位下屬後來回憶稱，康生臨終前留言，所有藏品交還有關單位，證明他並未據為己有。但這麽多國寶被他攫取、佔用多年，有些歸還時已蓋上其鈐印，留下了抹不掉的“私有化”痕跡。

    上述這些都是動亂年代的反面角色，有此劣跡並不出奇，但具有正面形象的個別人，竟也不乏類似的記錄。

    王佩智在所撰《西泠印社舊事拾遺》中透露，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滬上收藏家魏廷榮向該社捐贈一幅書法精品，是清代嘉慶年間書法家鄧石如的狂草對聯“海為龍世界，雲是鶴家鄉”。後來，國家領導人的一位秘書到杭州公幹時，由浙江省政府交際處長陪同，光臨該社觀賞字畫，還四處翻找，從抽屜裏發現這幅墨寶，喜出望外，連聲稱好，臨走時說要借去看看。該社領導想到他是中央來的人，不好開口回絕。於是，便如泥牛入海一去不返。社裏的保管員急得哭了幾次，領導逐級求助於交際處長、宣傳部長和省委書記，均感棘手而無法索討。

    一九六二年，鄧石如後人在京編輯出版先祖的書法圖集，居然收有這幅十字對聯，但蓋有那位大秘的書齋收藏印，反而變成是他向編輯者出借用於製版印刷的。

    對於文物，依仗權勢借而不還，堪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豪奪之舉；進入市場經濟以來，是否存在通過鑒定、調撥和定向出售再高價拍賣變現的一條龍式巧取，就有待於中央及江蘇省調查組對南博的查證結論了。

    賀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