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四八年的一篇批評文章說起

一九四八年，作為美國新保守主義運動奠基人的波德霍雷茨發表《一無所知的波西米亞人》一文，對“垮掉一代”的代表人物凱魯亞克等人展開了尖銳攻擊：“五十年代的這些玩世不恭的人們是文明的敵人。他們崇拜原始主義，他們崇尚天性、活力和血腥。這是來自弱勢群體的精神反抗行為。”

王朔《頑主》中的趙堯舜則提供了一個中文語境中關於“垮掉”的絕妙寓言。王朔刻意以“文質彬彬”描摹趙堯舜的儀表，又以“堯舜”之名暗示其當代儒者的身份定位，後文更徑直以“儒者風度”形容之。這位趙老在頑主面前擺出循循善誘的姿態，勉勵他們“承擔起推動人類不斷進步的責任”，並聲稱“我不贊成管現在的年輕人叫‘垮掉的一代’”。然而情節的走向卻構成了一記反諷：真正“垮掉”的恰恰是趙老自己——他在受不住頑主奚落後，躲進公用電話亭，逮誰就是一聲國罵，君子面目掃地以盡。

這一段落之所以值得在此細加辨析，是因為它以一種文學的方式揭示了“垮掉”這一標籤的錯置機制。趙堯舜之所以垮掉，是因為他也並不是虔誠地相信那些大道理，自己也很苦悶、空虛，卻又要裝出一副虔信、自足的模樣。他的“垮”是面具與真面目的斷裂所致。而頑主們之所以沒有垮掉，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信那些大道理，所以也就垮無可垮，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自覺地固守着很樸素的價值觀、道德觀。

這裡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反轉：被主流話語命名為“垮掉”的頑主們，在行為層面反而守住了某種底線；而命名者趙堯舜，卻在道德表演的背面暴露出徹底的虛無。王朔的諷刺筆法當然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但其所揭示的結構具有跨語境的啟發性。“垮掉”作為一個他者標籤，往往更多地言說着貼標籤者的焦慮，而非被標籤者的真實狀態。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