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國財富被分配到發達經濟體

    發達經濟體常會運用財政手段（發債）及把儲備貨幣放到市場上，增加流動性來紓緩通脹，把供應端多元化來應對。但發展中經濟體只能通過壓縮進口、貨幣貶值、肥料配給和飢餓，來吸納這波震盪。這是一種變相的財富再分配，將福利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家庭轉移到大宗商品（油、氣、化肥、金屬……）出口商，以及給在這波衝擊中倖存的貿易商提供結算、保險和融資的仲介機構。

    阿曼學者瓦卡斯斷言，任何停火協議都無法扭轉這種財富再分配。因為這種轉移已逐漸融入貿易體系中，成為了新的基準線，若再有下一波衝擊，銀行將會在此基礎上疊加。換言之，貿易結算、保險和融資的成本，只會繼續上升。最底層人口將會墮入更深的深淵中。

    第四波的衝擊是政治性的。供應鏈衝擊，不只反映在資產負債表上，它同時破壞社會契約。要知道，二○一○年底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很大程度上是由小麥價格衝擊引發的政治動亂；二○二二年七月斯里蘭卡政府之所以垮台，是疫情期間原有的外匯和債務危機進一步加劇，總理宣佈國家破產，數以十萬計憤怒的群眾衝入首都總統府與總理私宅而引爆的。

    巴基斯坦政局在二○二二至二○二三年爆發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多重動盪，雖然源自前總理伊姆蘭 · 汗與軍方及朝野政黨的權力鬥爭，但同時也是因為遭遇歷史性世紀洪災：三分一國土被淹沒，經濟崩潰（洪災、俄烏衝突造成糧食價格飛升、貨幣貶值，多種民生及紡織出口行業因停電及原料短缺，爆發倒閉潮）。巴基斯坦最終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苛刻的借款條件來續命，進一步加劇民間疾苦。

    （大戰前對抗及四波衝擊捲全球 · 四）

    沈    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