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桌上的百年迴響

    一個偉大的構想，如何變為兩個具體的回歸日程？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又譯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的會談。她帶着馬島戰爭的勝利餘威，聲稱“三個條約有效論”，試圖以主權換治權。鄧小平的回應斬釘截鐵：“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他提醒戴卓爾，如果過渡期出現大的波動，中國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收回的方式和時間。戴卓爾回應稱這“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鄧小平從容答道：“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

    一個“勇”字，震住了鐵娘子，也震醒了整個世界。會談結束後，戴卓爾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不慎跌了一跤——那是談判結局的某種預兆。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英第二階段談判在北京正式拉開帷幕。歷時十四個月，整整二十二輪。英方堅持“主權和治權分離”。中方寸步不讓。一九八四年四月，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 · 豪訪華，英方開始務實讓步。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兩國政府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鄧小平親臨見證，戴卓爾稱“一國兩制”是“天才的創造”。

    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更為順利。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中葡談判在北京啟動。僅四輪會談和幾次小組會議、歷時九個月，便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午夜，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二十三時五十九分，英國國旗緩緩降下。七月一日○時○分○秒，五星紅旗準時升起——多一秒不行，少一秒不可。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時，澳門文化中心花園館。葡萄牙國旗降下，五星紅旗升起。

    一個構想，兩次回歸。談判桌上的每一句話，背後都是一個國家的實力與尊嚴。而支撐這一切的，正是那個“勇”字——勇，來自改革開放帶來的國家強大，來自一個民族對百年屈辱的徹底告別。

    （中共與港澳 · 七）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