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鄭家大屋寫“盛世危言”

    一位失勢於時、貧病交加的買辦商人，為何在澳門的一間老宅裡寫出了影響一個時代的改革綱領？

    一八八六年，鄭觀應“貧病交加，杞憂忠憤，兩不能禁”，回到澳門下環街龍頭左巷的鄭家大屋。他常居澳門，父親在澳門曾設私塾授徒，他從小在此受教。十七歲赴上海學商，先任職於英資寶順洋行，不到四十歲便坐上英資太古輪船公司總買辦的位置。此後又受李鴻章委辦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長袖善舞，叱吒風雲。

    一個買辦出身的商人，何以成為思想家？

    早在上海時，他便在《申報》發表政論。一八七三年出版《救時揭要》，從第一篇《澳門豬仔論》到第七篇《澳門窩匪論》，既是其長期積累與審視時代危機的結果，也取材於澳門社會時弊。“余世居澳門，素知底蘊”——澳門的社會現狀，是他最早的思想素材。澳門，成為他全面觀察時局、系統了解世情的窗口。

    回到澳門後，他潛心修訂舊稿，將二十餘年政論文章增刪補錄，編成《盛世危言》。一八九四年前後五卷本問世。書中封面題籤：“首為商戰鼓與呼”。他敏銳指出，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一場無硝煙的經濟戰爭，“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全書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教育，提出“立憲”、“議會”、“領事”、“專利”等改革方案。

    這部書問世後，“朝野上下皆以先讀為快”。張之洞評點：“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康有為、梁啟超、光緒皇帝、孫中山都從中受到啟迪。書中還收入了孫中山的文章《農功》——一位買辦商人與一位革命青年，在澳門完成了思想的交接。

    鄭觀應在澳門寫下“盛世危言”——一個看似矛盾的標題：盛世何需危言？恰恰是盛世之下的危言，最終成為一個時代的先聲，影響了中國近現代化。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