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匡國與中西交流 （下）

    上期我們介紹了傳教士衛匡國的生平，那麼今期將介紹《中國上古史》和《中國新圖志》兩本著作，了解他在史地學科上的貢獻。

    來華的傳教士們注意到一個問題。西方文本中記載了大洪水的出現，那麼中國先秦史能與此匹配嗎？基於此，傳教士利用中國的材料來編寫中國的歷史紀年，而衛匡國恐怕是首個使用歐洲語言展開相關論述並公開出版的人。上期提到，他於一六五〇年起回到歐洲，期間於一六五八年出版了《中國上古史》。此書從公元前二九五二年（伏羲時期）寫起，直至公元元年（西漢時期），當中自公元前二六九七年（黃帝時期）起使用干支紀年。

    當然，此處不會詳盡介紹書中內容。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比對不同文本後判斷，衛匡國在寫作時似乎參考了一些綱鑒體著作（主要為幫助考生科舉的輔導用書），反而一些經典著作（如《尚書》、《史記》）則可能不是其主要資料。無論如何，書籍出版影響了後世歐洲對先秦史的理解。如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在《中國王朝紀年表》（一六八六年）部分參考此書，柏氏同樣使用了綱鑒體文本的資料。自衛匡國的著作出版後，傳教士嘗試把中西歷史紀年統一起來，然而兩者之間可能有一定矛盾，這是他們需處理的工作。

    而《中國新圖志》（一六五五年）是首部在歐洲出版的中國地圖集，載有一幅總圖和十五幅分省圖，後附朝鮮日本地圖。在廣東省圖中，珠江口中部一個島嶼被標作“Macao”，即澳門。衛匡國能繪製出圖集，自然與他長年在中國遊歷有關，同時他亦搜集了一些中國地理著作，並帶到歐洲。研究指出，他所依據的中文材料很有可能是《廣輿記》。他在書中的地圖上補記了大量的注記，提高了圖集的準確度。圖集出版後成為了歐洲對中國空間認知的重要渠道，後來出版的中國地圖基本上依據圖集框架進行調整，反映了圖集的重大影響力。

    總括而言，衛匡國的兩本著作使歐洲清晰認識到中國的具體面貌，而編寫著作時他都參考過中國書籍，使東方的文本被運用於西方的時空敘事中，對中西文化交流有深遠影響。

    澳門歷史教育學會   黎嘉謙